加州政治人物不当对待执法部门的恶性循环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兴起，在美国引发了反警察文化，包括加州。因此，所有警察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和警员种族主义攻击的指控都遭受到了大量不公正的批评。

许多州和城市采取了极端过度反应的立法和政策措施，削减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的资金。例如，洛杉矶警察局(LAPD)被削减资金，警员人数和可用资源大幅减少。警员们现在的士气低落，许多人迅速提早退休，转换职业或搬到与警察保持正面关系的其他地区。

资源不足的警察部门

这导致加州所有主要警察部门出现人员短缺，其中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员数量减少约1,000人。因此，警方的反应速度大大减慢，犯罪率上升，警察首当其冲的承受了批评的沉重压力，他们对使用任何武力都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会遇到麻烦、被解雇甚至被起诉。此外，在加州，我们还有一些不想起诉轻罪的亲罪犯地方检察官。

此外，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让17.5万名罪犯出狱，其中包括数千名恋童癖者。这导致警察人手短缺，反应速度更慢，街上的罪犯更多的危险组合。当这么多罪犯出狱时，很多人会犯下更多的罪行，但现在可用来阻止犯罪的执法资源更少了。不出所料，在这些决定之后加州的犯罪率显著上升。

亲犯罪立法

在加州，立法也成为了创造亲犯罪环境以鼓励更多犯罪的巨大问题。例如，第47号提案允许罪犯在一天内多次到店里偷窃，每次可偷窃高达950美元而几乎不受任何惩罚。

另一项法律允许罪犯提前获释，此举增加了再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因表现良好而减少他们的刑罚数年。然而，仅因为罪犯在监狱里不打架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出狱后的良好行为。

特别是在加州成为一个无保释金州之后，这些因素和反警察的立法的综合作用导致加州的暴力犯罪增加了近三倍。谋杀案件增加了35％，暴力犯罪增加了8％，枪支销售量增加了66％。枪支法律实际上没有造福任何人。枪支法律只会影响那些人已经在按照规定办事遵守法律的人。罪犯永远不会感到有必要遵守新的枪支法律，并且还会继续非法购买枪枝，而不经过任何审查程序。因此，这些法律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没有达到所声称的目的。

在犯罪率急剧上升的同时，一个可悲的结果是小企业正在不断关闭。在 Covid 疫情期间，三分之一的小企业倒闭，其中许多是由于高犯罪率所导致的。因此，许多小型企业无法应对高盗窃率，这些盗窃使他们的日营收遭到剥夺，而这些店主又无法负担保安成本。因此，许多人觉得除了结束营业他们别无选择。

以私人安保作为解决方案

执法部门的所有工作都是对犯罪的反应。但是，私人安保的一切作为都是主动积极和预防性的。有了良好的武装私人安保，犯罪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现在正在发生一种恶性循环。政治人物对执法人员的不当对待导致警员短缺和犯罪率上升。随着犯罪率的增加，小企业受到影响，个人感到越来越不安全，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执法人员离开这个职场。如果一名前警察决定从事私人安保行业，他们需要接受数百个小时的重新培训和全面培训。但是，一旦他们过渡到这个领域，他们将进入一个完全专注于预防犯罪和确保客户安全的行业。